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愉悅人生 真我風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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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百年未决之向何处去  

2011-08-08 19:25:09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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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孙中山“民生主义”的核心,是“土地国有”。《民报》将“土地国有”作为革命六大主义的第三条,其基本描述是:近代社会的不平等,是由经济上的不平等所引起的;西方的共产主义与国产主义便想出“土地国有”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。中国自三代以来,已有井田之制,这本就是一种原始的“土地国有”,革命成功之后,中国应借鉴古义,实行土地国有制度。

“土地国有”是孙中山极得意的思想。胡汉民曾在《民报》上刊文替其介绍,谈及为何要实行土地国有,文章说:土地与阳光、空气一样,是生产的基本要素,阳光、空气不曾私有,土地也不应该私有。但种种历史原因,导致地主制度产生,此一制度下,有土地者成为资本家,无土地者沦为劳动者,形成了两个阶级。地主不劳而获,劳动者终日辛劳而不得饱食,造成了社会的巨大不平等;尤其近年以来,沿海城市地价暴涨十倍二十倍,地主大获其利,实属加剧贫富分化的非份之财。革命之后,若不改革土地制度,则中国将步西方国家之后尘,不得不面对第二次社会革命。故而,革命之后,必须厉行土地国有制度,由国家征收地税,再将这些收入用在民政设施上,用来国家人民谋利益。如此,方可奠定人人平等的经济基础,民主国家也将由此而诞生。

孙中山亦对自己这一主张寄予了极深的期望,他曾说过:“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,私人永远不用纳税,但收地租一项,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。”但恰恰是在这一孙中山最引以为得意的主张上面,梁启超表达了他最决绝的反对,直接咒骂搞此种革命之人为“黄帝之逆子,中国之罪人也,虽与四万万人共诛可也”。其反对理由如下:

其一,革命党对中国的国情理解有误。梁氏认为,清末中国,与欧洲工业革命前后的状况完全不同。中国一般仅够温饱的中产家庭居多,而富豪之家特别少,更没有什么贵族阶级,就经济组织而言,中国要比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完善;就社会分配而言,中国没有大资本家,没有如欧洲那般巨大的贫富悬殊。在中国搞“土地国有”,既不符合国情,没有必要;而且可能给一般游荡无赖子造成尽夺富人家产的机会,造成社会动乱。

其二,中国当前应该解决的是财富的生产积累问题,而不是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。梁氏认为,中国当下最严重的病根是贫穷,而不是分配不公,所以,“策中国今日经济界之前途,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,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”,“中国今日所急当研究者,乃生产问题,非分配问题”。

其三,解决社会公平问题,用“土地国有”的办法是行不通的。梁氏认为,“解决社会问题,当以解决资本问题为第一义,以解决土地问题为第二义”,孙中山认为土地涨价是交通发达、文明进化的缘故;梁氏不赞同这一观点,而是将土地涨价看作经济发达的结果,故而认为要解决土地涨价问题,首要之务,是解决资本问题。

革命党尤其相信,土地国有之后,国家成为唯一的地主,唯一的资本家,所有国民都是劳动者,进而国家掌控一切生产事业,得来的利润,全部用在国民的福利事业当中,如此一定可以天下大治。梁氏也赞同这种理想,但却认为当下不可能实现,须在数百年乃至一、两千年之后才有可能,因为这种设计,不符合人类文明的现状;超越人类文明的现状,而强制推行这种制度,很可能成为灾难。

其四,革命党的理想,在实践上绝无可能。革命党寄希望于将土地收归国有再贷给民众,通过收取地租来维持国用。梁氏认为这是一种幼稚的幻想,因为这其中涉及到诸多矛盾,譬如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、土地价格的浮动导致国家无法拟定确切的收支计划、土地直接使用者与间接使用者税收该如何区别、市民与农民之土地税负该如何区别等等,一项不慎,都可能造成社会动乱。

国民党日后没有再强调“土地国有”,显然与在这场论战中完全被梁氏驳倒有极重要的关系。但历史从来都不乏勇于实践者,“土地国有”究竟能不能实现社会分配之平等,究竟能不能实现社会之公正,时至今日,历史应该已经给出了自己的回答。

这场关于“中国向何处去”的大论战,就学理而言,梁启超显然留下了更珍贵的思想遗产;但就当日所产生的社会反响而言,革命党却是完胜。个中原因,革命党人、史学家李剑农曾总结了四点:

其一,梁启超的文章虽然感情丰沛,颇能感动人;但革命党阵营中亦有感情丰沛的汪兆铭;其二,青年的心理,总是喜欢激进之新,而厌恶保守之旧的;其三,革命党之《民报》自始至终坚持“三民主义”;梁启超之《新民丛报》,则先鼓吹革命,后又反对革命,梁氏思想之转变固然有深刻背景,但却很难为一般读者所谅解。其四,梁启超所言及的,都是将来的种种不良后果;而革命党所宣传的,则是清廷当局眼下所作的种种恶行。前者尚是未兑现的预言,后者却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。

但最关键的原因,李剑农却没有提及——就在梁启超以直隶总督袁世凯和湖广总督为例,解释清廷早已不是满人的清廷之际,清廷却将之看作最严重的提醒,迅速将张之洞内调,并将袁世凯开缺回籍——这是这场论战留给历史的第一重悲哀:除了辛亥年,除了革命,那个时代的青年,再无别的选择。

第二重悲哀在于:这场百年前的论战,迄今尚有如此强烈的现实意义,这岂非意味着,国人花费了百年的时光,仍未解决“向何处去”的问题?这个问题,为什么用一百年也解决不了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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